潘能法所在的海州潘家世代为吏，宋金元三朝做的都是刑房司吏的活儿，因父亲老潘押司去世得早，潘能法二十几岁就接了班，他虽然年轻却才能卓异，在公门中做事如鱼得水。而且其人心存康济、善交广结，利用自家父祖辈留下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与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尤其那些江湖好汉，若是在海州地界上犯了事，找到潘司吏比找总管丁顺还要好用，潘能法做这些事倒不是求财，而是交个朋友，只要他愿意结交的，无论犯了多大的罪也必定全力营救。渐渐的名声传开了，在淮泗之地数百里方圆，江湖上的人提起潘司吏都要竖起一个大拇指。

只不过这一回遇上的事情有点大，潘能法非但没能救下朋友，反而触怒了丁顺，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这件事当中涉及到两个人，一个叫姚大，一个叫严习，姚大是潘能法力保的那个人，严习则是导致他下狱的那个人。

先说姚大，他原是海州城西姚家坝的贫户，家中弟兄八人，分别取名姚大、姚二、姚三……直到姚八。其中姚大已经四十来岁，姚八却才十七八岁。淮泗之地自古多英雄，这姚家兄弟八人虽生长在贫家，却个个孔武有力、好勇斗狠，兄弟齐心，用拳头打的远近闻名、四邻畏服。但这个时代人的身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阶层分化十分严重，富者广厦万间，贫者无立锥之地。姚氏兄弟虽然能打，但先天带来的身份是难以改变的。这姚大恨天地不均，就与众兄弟一起，团结了一帮好汉，专做起那劫富济贫的勾当。

因元廷防备汉人，禁止民间私藏铁器，姚大这伙人不能明目张胆使用刀剑枪矛，便都在身上密藏了小刀，既作为防身之用，也作为团伙成员的标志，人们就称他们为小刀会或者小刀帮。近几年做了几个大案后，小刀会的名气越来越大，徒众也达到了四五百人。他们散则为民、聚则为盗，居处不定、往来无踪，令海州官府很是头疼，呼之为小刀贼。

一月前小刀会获悉有本地豪绅押送纲粮北上，便谋划好聚众去半路劫粮，谁知帮会中出了叛徒，早就将消息卖了出去，行劫不成反被那豪绅家设下圈套，一举围了，连首领姚大也被捉住。

潘能法与姚家兄弟素有交情，朋友落难自然要帮一把，拟罪时定了个饥民抢食，按律杖责五十。递到丁顺那里定罪时立刻被驳了回来，往常丁顺对潘能法也算器重，一般的案子做点首尾并不会细究，但这个案子太大，没办法糊弄的，所以驳回重拟。潘能法重拟之后只将为首几人改成充军，其余从犯仍旧是杖责，再次被丁顺驳回。第三次潘能法还是建议轻判，结果三驳三覆，惹恼了丁顺，就以沟通强人的嫌疑将其打入大牢。

丁顺之所以这般认真，不给手下得力助手一点面子，乃是因了一个人，也即这个案子里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人，这人名叫严习。

严习即是姚大带着小刀会意图打劫的那个押粮豪绅，乃是海州乡里之间数得上的一位大地主，名下有十万亩良田，好几千的庄客为他耕作，更常年养着五七百家丁打手。阖庄一个大坞堡也造的铜墙铁壁一般，比寻常小城池还要坚固严密一些。这样的地头蛇，一般官府也不敢擅惹，几乎就是自成一体的小王国，处在战时就往往成为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

元军南下时，严习主动投顺，在招降海州的过程中立下功劳，被元廷派来的中书右丞博罗欢表奏为“义民万户”，成为淮泗之间汉人士侯的代表性人物。海州砥定以后，严习又被指定为包税户，承担了为海州一地代征税粮的差事。所谓包税户是蒙古人建立的这个野蛮朝廷很具特色的一个现象，是因元廷财税制度粗糙，对基层的控制薄弱，同时傲慢的蒙古人也不愿意花心思去做好基层管理。对民间的征税并不基于实际统计情况，而完全取决于上层人的需索和地方官的贪欲，很多时候甚至公然允许豪绅大族“承包”整个地区的赋税，这是个美差，从中获取私利的机会很多。因为元廷只在乎结果，不会来管过程，只要将固定的税粮交上去就可，至于采用了何种征税的办法，从中抽取了多少好处，都是包税户们可以自由裁量的。实际上元廷给包税户的指标已经相当高，而承包赋税的豪绅巨族往往还要向承粮户们多收两成甚至一倍，小民们如何承担得了这样的重负，迟早是倾家荡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