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裕仁天皇接着的话脉仅谈了倒台的原因，而没有谈及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但日本裕仁天皇确实有权让东条英机内阁倒台。

日本裕仁天皇在此节中还谈到“我的心情无法通过东条传达至全体官员，也无法传达至国民”，但原因不是东条英机凌驾于日本裕仁天皇之上，而是“东条英机兼职极多，极忙”。

在“东条英机其人”中，日本裕仁天皇谈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上奏要求取消天皇的“裁可”之事，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由于日本政府内部有异议，东条英机不再兼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一职，东条英机便向伏见宫咨询由后宫淳续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一职，但是伏见宫认为不妥。

在东条英机向报告时，日本裕仁天皇表示：“元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更有分量的人选的建议? 东条英机退下后却错送来了后宫为参谋总长的上奏，我还是裁可了，东条英机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意思，所以不拘于我已裁可，旋又奏请取消有关参谋总长的上奏，推荐梅津，东条英机这样取消裁可的上奏不仅没有前例，也没有后例。”

从这件事情上，其实就可以发现，日本裕仁天皇不仅是明令有影响力，就连日本裕仁天皇心中的“意思”对日本政府和军队也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小矶内阁后日军连连失败，陆海军矛盾日益尖锐，小矶最后被迫辞职，续任人选之一的铃木贯太郎本来是不肯出任首相的，后来经过日本裕仁天皇出面交流后才转变态度出任首相，所以说，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或者试图拂逆日本裕仁天皇的意志。

和纽伦堡审判被不断提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自从审判结束后，便在西方世界基本已经从公共话语中消失，只有少数学者发表了有限的论着。

其中最着名的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麦尼尔的《胜者的正义》，此书撰着的原因是作者麦尼尔对美丽国越战政策的强烈批判，但这一左派立场却成了日本右翼的援军，这让作者麦尼尔自己都始料未及。

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近年西方开始有较多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日本近年的研究着作多从历史的角度不同，博伊斯特、卡莱尔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之再评价》对东京审判管辖权之争等法的问题，尤其是东京审判对以后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刑事法庭等战争犯罪法庭建设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日本的学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也有几位学者从历史意义的高度对进行了评价，其中，一老一少两位日本学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一位是荒井信一，一位是户谷由麻。

荒井信一年近九旬，在长期致力于日本战争责任等问题研究的同时，荒井信一还担任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和韩国以及朝鲜文物归还委员会的代表，在行动上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在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