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左右，在珠三角当法医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尤其是我这种运气不太好的法医。

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治安盲点区域，一年近百宗的命案。可能因为事故体质，一到我值班，命案就井喷。我曾经在一个值班的夜里，连续勘查了3起毫无关联的命案。

最黑暗的那段时间，匪徒的凶残无人能想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队里死了3个兄弟，和这帮人战斗了将近10年，设下无数监控，严格管理出租屋登记——恶性案件的发生量，已经不足当年的五分之一。

这些年来，我和搭档胜哥越过越安逸，目送老弟兄们一个个被调岗。我是因为法医技术岗稀缺才留了下来，而胜哥则是队里的抓捕最强手，局长舍不得他调岗。

我俩一直以为，日子会慢慢过下去，直到自己也被送走。

然而在2017年仲夏，那起案件又把我们一棍子打醒。我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打击，凶手用一种近乎低幼的障眼法，扰乱了所有线索，害得我们出动上百人，耍得整个区域的警力团团转。

案发后的第三天，我和胜哥站在案发的那栋公寓楼，有些失魂落魄。外边搜查得天翻地覆，可最关键的证物，直线距离我们不到10米。

我站在公寓楼里，突然察觉，这么多天过去，凶手就在我身边。

他和其他租客一样，在这栋楼房里往来如常。

清晨，我被一个电话唤起。

前天才去过的抢劫案地点，又发生了一宗凶杀案。同一栋楼，同样的作案手法，同样受害死者为女性。

凶手残忍程度堪比当年，这人用一支可乐瓶，凌辱了女孩。我猜测，这是一宗连环案。敢这样干的混球，应该在十年前就被抓光了才对。

我刚拎起工具箱准备出发，却看到搭档胜哥开着那辆破尼桑，直接冲出公安局大门。他没有等我。

我驱车钻过挂满招牌的小巷，停在命案发生地。灯箱闪烁，巷道潮湿，犹如市井版“重庆森林”。

胜哥那辆破尼桑就停在前面。

眼前是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不锈钢防盗门，不锈钢防盗窗网，周围粘着牛皮廯一样的广告，办证、枪支、特殊服务。

身边的一切都在告诉你，来到这里，务必小心。

两天前，就是这栋楼的女房东，被一名男租客绑进房间，抢了手机和现金。没想到两天后，这里又发生一起案子，手法几乎一模一样：绑姑娘，抢钱。

只是这一次，罪犯彻底陷入疯狂，还杀掉了女孩。

我到小楼大门的时候，胜哥刚从里面钻出来，他是跑外侦的，早我两年加入刑警队，一直是重案队的绝对主力。

曾经那些年，命案多发，重案队有二十五六个兄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熬过无数的夜晚。

但是随着治安的好转，和法医越来越不受重视一样，重案队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如今只剩下七个人。当年的主力只剩下胜哥，其他人按照胜哥说法：“都是新兵蛋子。”

他看我来了，只是疲惫地揉了揉脑袋。我瞧见他牛仔裤上有一小片茶渍污迹，估计昨晚又是没有回家。

我知道胜哥在急什么，接下这起案子，他比谁都闹心。

女房东被抢劫的案件，胜哥是主要侦办人员之一。没想到，他还没见到劫犯的线索，这栋大楼居然又起了一场命案。

前后两起案件只隔了两天，他把这视为一次难以接受的失误，“如果那帮兄弟还在，如果队里足够重视，第一时间花大力气抓逃犯，凶手没有机会再跑出来杀人。”

抢劫之后立刻抓到凶手，或许女孩就不会死了。

但其实，这起抢劫报案，虽然性质恶劣，涉案金额却不大。队里担心没有人手去处理新案子，就没有动用大量警力去追查，胜哥说是办案“之一”，真正投入的警力就他一个，毕竟队里只有7个人。

人手、时间都不够，没有人责怪胜哥，但看胜哥烟抽得有多凶就知道，他现在是自责压力一肩扛。

我陪他走到一楼的走廊尽头，看他在墙壁上摁掉快烧到头的香烟，正准备扔掉的时候，我拍了拍他，“别在命案现场丢东西。”

他捏着烟头，久久撂下一句：“不管怎样，抓到那家伙就都清楚了。”

走进熟悉的大门，女房东正在接受询问，看到是我，她无奈地点了点头。

多数时候，法医的出现都不讨人喜欢。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再次和我碰面。

可能是我的出现，让她回想起了两天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不安地用手揉弄着手腕，捆绑造成的淤伤还没有完全消散。

绑架她的是刚租住一天的男房客，韦建军。

当天，韦建军以打扫清洁的名义，将女房东骗到房间，掏出折叠刀威胁，用尼龙绳把人绑了起来，搜走现金和手机后，他还用透明胶封住了对方的嘴巴。

直到有房客下班回来听到动静，女房东才被解救。

女房东是来广东十几年的老一辈打工者，她早就习惯了如今安稳的生活。当时给她验伤，她还在咒骂韦建军，“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这么狠，不给房租还抢我的钱。”

但今天见到被杀掉的女孩，她只剩下庆幸：“要是他再狠一点，死的肯定就是我！”

现在看来，女房东确实幸运。她逃了，她的女租客却没能逃脱。

站在半掩的门口，即使戴着一次性口罩，我还是能隐约地闻到飘出来的腥味——那是大量血液散发出来的味道。

散乱的血足迹，侵占了这个小房间一半以上的地板。女孩的尸体就侧倒在床边。

这是一个23岁的女孩，她的手脚被尼龙绳紧紧勒住，显出暗红和淤肿。一圈又一圈的透明胶死死封住了她的嘴，由于胶带勒得很紧，女孩稚嫩白皙的脸上，五官都扭在了一起，看起来痛苦而绝望。

这胶带，绑得可比两天前的手法狠多了。

女孩的裙子被撩起到腰部，大腿内侧留着几个斑驳的血手印——生前可能遭遇性侵。

翻动女孩时，她胸部的伤口还在不断淌出暗红色的血液。当我检查完女孩尸体从她身边站起来时，原本雪白的橡胶手套上已经腥红一片。

这样的景象，任谁看了心里都会不好受。我不知道，如果自己换到胜哥的位置，能不能承受得住。

叹了口气，我换上新手套，继续勘察。

阳台上还晾着洗好的运动上衣和短裤。窗户上的防盗网完整，门锁没有破坏，也没有技术开锁的痕迹。桌上女孩的手袋敞着口，连零钱都被洗劫一空。

图财吗？

时间如此靠近的案子，相同的手法，相同的工具，甚至是相同的作案动机。

追查这个叫“韦建军”的租客，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韦建军跑路了。

胜哥查抢劫案时，曾调取过外围的监控视频。两天前，韦建军在抢劫女房东之后，坐上了一辆假牌照的摩托车，离开了现场。

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

这种抢了就跑的小毛贼，在胜哥的眼里，再普通不过。他们往往自觉走投无路，为了下一顿的饭钱，抢点就跑，甚至觉得被警察抓到也不亏。

这种现象，放在我和胜哥刚工作的那会儿，一点都不奇怪。2000年，走在街边的人都不敢把包背在后面，只敢能抱在胸前。要是谁三五年没被偷过抢过，可以算是奇迹。

但现在，治安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是警察，就连普通人也放松了警惕。

公寓楼门口本来有监控，但坏了之后女房东舍不得钱，一直没有安新的。于是最有可能留下线索的地方，现在无从查起。

但有个好消息：这次涉及命案，人力物力调配不会捉襟见肘了。案件会上，局长同意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并且指示各部门全力配合。

对于抓到韦建军，胜哥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但这样多的警力，能否在短时间内破案，胜哥也必须顶上新压力。

在此之前，同事整理过一份受害人关系名单，上面记录了和女孩有关的人，翻开第一页，上面有她的男友、姐夫、以及隔壁的房客。

案件进行到这里，我们都太自信了，没有人细看这份名单，每个人都坚信只要抓到韦建军，就能给女孩一个交代。

看完现场已经临近中午，顾不得休息，我直接开车去殡仪馆，案情紧急，必须要第一时间解剖尸体。

我没想到，家属更早抵达殡仪馆，他们是来签解剖通知书的，同时想再看看遗体。

裹尸袋摆在冰冷的不锈钢解剖台上，我只拉开了上端，露出女孩被缠绕着胶带的脸。

再年轻的面容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样的扭曲。我不能让所有的尸体细节暴露在家属的面前，我不忍心。

女孩的男朋友红着眼睛，双肩止不住颤抖。他和女孩本来决定今年就结婚，前几天才刚刚看好了婚纱。

女孩的姐姐和姐夫也在一旁抱怨着不开眼的老天，姐姐说自己前一天还和妹妹打球，为什么今天就走了。

报案的是女孩的姐夫，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显得比自己的老婆还悲痛。

他早上打电话给女孩，发现电话关机，去了女孩的出租房才发现，女孩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当母亲试图用手触摸女儿冰凉的遗体时，我提醒她那可能破坏留下的痕迹物证，会让凶手更难抓获。

送他们离开解剖室的时候，女孩父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你们一定要抓到那个杀千刀的凶手！”

我抿着嘴，望向他的眼睛，点了点头。

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候，我都没法说出“节哀顺变”这句话。沉默大概是我唯一的回答。

在几十公里外的建筑工地上，胜哥找到了韦建军。

当他举着枪冲进宿舍的时候，韦建军正赤裸着上身呼呼大睡，被摁住的时候，还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韦建军显然没有料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被抓到。

按照他的想法，抢了钱就跑，不用身份证，也不联系家里人，警方根本拿自己没办法。

但沾了人命，全区上百名警察都出动了。

看到韦建军还一副装傻充愣的样子，胜哥狠狠地扇了一下他的头。不理会他呼痛的声音，胜哥拉住反背在后面的手铐，把人扯到床边，然后从床头摸出女房东的手机。

韦建军这家伙，看着死硬，但面对证据，比谁都先老实。他知道，老实交代犯罪过程能少受很多苦。

他从老家跟着老乡来打工，想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他转悠了几天都不合心意，手头越来越紧，恰巧在住店时看见房东挎包中有现金，就动了歪心思。

虽然韦建军承认了抢劫女房东的过程，对杀害女孩的事却只字不提。

带韦建军回局里的路上，胜哥慢慢察觉到有些不对劲，韦建军的反应，根本不像一个刚杀人的逃犯。

借着给他递烟，胜哥试探着问：“抢完女房东之后，你有没有回过那栋楼？”

“我都抢完了，还回去干啥？”

胜哥安排同事夜间突审韦建军，自己赶回工地，进一步核实韦建军命案当晚的行踪轨迹。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DNA实验室打来的电话，先胜哥一步确认了韦建军口供的真假。

DNA检验结果显示，女孩身上提取的生物检材出现了一个未知男性的DNA。它既不属于女孩的男友，更不属于韦建军。

韦建军确实绑架了女房东，但不是杀害女孩的凶手。

胜哥传回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和韦建军住在一起的三个工友都表示，凶案发生那天晚上，韦建军和他们都是同一时间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开工的。韦建军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在工友睡觉的几个小时里，往返好几十公里作案却不被工友察觉。

最初的推测被推翻，“头号嫌疑人”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一切回到了起点。

胜哥和我有种被戏耍的感觉，又为自己的惯性思维感到一阵恼怒，现在我们得找到那个真正的凶手。

我来不及失落，又打开了电脑上现场勘查的照片。

夜色笼罩，窗外是万家灯火。我知道，对于胜哥来说，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队里为了他的案子，投入海量警力，竟然抓错了人。

我翻动电脑上的照片，那张女孩下身血手印的特写，再次闯入我的视线。从尸体上得到的信息来看，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如果不是为了钱，那么应该就是为了性。

我们必须顺着新的方向调查，遗留在女孩身上的未知男性的DNA，可能来自凶手。

胜哥冲进我办公室，浑身烟味。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那本早被遗忘的受害人关系名单。

“这孙子不是奔着钱去的，是奔着女孩去的！还有什么线索吗？”他捧着杯子，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瞄我电脑上的照片。

“勘察现场时，我注意到女孩房间的门窗没有损坏，说明凶手是正常进入的。而能敲门进入或者有钥匙的人，应该是女孩认识的熟人。再加上女孩的死亡时间是凌晨前后，能在夜晚顺利进入女孩房间，这人她应该非常信赖。”

转变思路以后，我俩找出一个原先在名单里的名字——女孩异常悲伤的姐夫，刘森。

胜哥很快对刘森展开了调查。他发现，女孩每天都能接到这位姐夫几次甚至几十次的电话。按正常关系来看，两人通话频率太过于亲密。

按照刘森接受例行询问时的说法，案发前一晚，他和老婆、女孩一起打羽毛球，晚上十点多把女孩送回公寓楼。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女孩，发现没接通才过去，发现人已经死了。

我们还找到一个重要的线索：女孩房间是刘森帮忙租下的。

亲自租的房子，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又第一个回到现场，众多的“巧合”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第一时间排除男性亲属的嫌疑时，男朋友先被调查了，但这个姐夫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接触，难道真的是灯下黑？

就在我和胜哥苦于猜测两人关系时，DNA比对结果来了：女孩身上遗留的DNA是刘森的！

拿着检测结果，胜哥敲开了刘森家的门。

开门的是女孩的姐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胜哥总觉得，相对在殡仪馆初次见面时的悲痛欲绝，这次女孩姐姐态度很冷淡，似乎很短的时间就让她走出了妹妹的死。

但还没等胜哥追问，女孩的姐姐就开始抱怨，说丈夫在女孩死后这两天格外颓废，“啥也不管，啥也不干！”

察觉到她只是单纯地找人倒苦水，没有更多隐瞒和目的之后，胜哥找了个借口支开了她。

在卧室里，胜哥找到了男主人刘森。他正仰面朝天，百无聊赖地瘫在床上抽烟。床边的烟头堆起了一小撮。

关上房门，胜哥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男人，一边交谈，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神色。

胜哥注意到，他在懊悔，反复强调自己没想到日租房会这么不安全。这个刚来广东几年的男人，显然没经历城中村到处是小偷和卖**出没的岁月。

当试探着提起他和女孩频繁的通话记录时，刘森有点“急了”。

在胜哥反复几轮施压之下，他承认，自己和小姨子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们是相爱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离婚。”。

“那天晚上，我们搞完之后我就走了。”

刘森直接认了精斑就是他留下的，但否认了对女孩的杀害。

当他意识到胜哥怀疑他是杀人凶手后，他并没有凶手被发现的那种惊慌失措，只是一个劲跟胜哥强调，自己对女孩有多好。

“我真没杀人！”

根据刘森的说法，胜哥联系了排查监控视频的兄弟。在离现场不远的路口，当晚确实有刘森开车通过的图像。并且根据时间推测，他待在现场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

拿到结果后，胜哥没有说话。刘森的作案时间不足，线索又断了。

没有新的证据和线索，我们除了一遍遍叮嘱刘森保持通讯通畅外，什么也不能做。

那天深夜，我和刚回来的胜哥在刑侦楼里碰上了。不过是几天的奔波，让他的眼圈都有些浮肿，他突然对我感慨：“我好像越来越不能熬夜了”。而我摸摸自己的发际线，也无奈地扯起了嘴角。

我们都不那么年轻了，熬夜查案这种事，越来越不适合我们这帮老家伙了。